向守志（1917.11— ），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。曾任红九军第76团副排长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任太行军区第10团团长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任太行军区独立第2旅旅长，晋冀鲁豫、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26旅旅长，第二野战军15军4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任中国人民志愿军44师师长、15军参谋长、15军军长，炮兵技术学院院长，军委炮兵副司令员，第二炮兵首任、第4任司令员，南京军区司令员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，获三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。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，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。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
 
 15岁扛起了红缨枪 跟着共产党闹革命
 
  1933年，川东北大巴山区宣汉县双河区南坝场，刚满15岁的我就扛起了红缨枪。在当时的少先队里，我的年龄是最小的。为什么这么小就有革命意识呢？恐怕这和家庭的熏陶息息相关。

 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农民家庭。父亲多少懂点文墨，开了个乡村小中药铺，因此从小就受到点文化熏陶。从五岁到八岁，读了四年私塾，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这些启蒙读物和传世经典里的通俗道理和学问，也了解不少。“玉不琢，不成器。人不学，不知义”等警句格言，对我影响很大，终身受用。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青少年有这么点文化底子，对社会的黑暗和世道的不公，也就会有一定的认识，加上家庭的教养，我从小就有强烈的正义感。

  当时的川东北，腐败政府和土地恶霸势力搞得民不聊生，老百姓讽刺、怒骂：“自古未闻粪有税，尔今只剩屁无捐。”一家人贫病交加，在我七八岁时，父亲、大哥、姐姐都早早去世；另外两个哥哥被国民党抓了壮丁，杳无音信，一大家子只剩下我和母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得给地主放牛、做工，地主还到家里来催租逼债。10岁那年，眼巴巴地看着家里仅有的一升米也被抢走，母亲还遭债主狠毒打骂。

  生活是最实际的教科书。少年时的我就深深认识到穷人只有奋起斗争，跟着共产党闹革命，才有生路。于是，我带领40名少先队员冒着生命危险与当地反动军阀作斗争。记得有一次，许世友师长指挥的红军与军阀刘存厚的部队开战，我带领少先队员在煤油桶里大放鞭炮，以假乱真，敌人被搞得晕头转向，吃了败仗，红军一举解放了宣汉县城。少先队立了战功，我被任命为游击队队长，从此正式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。四个月中，我带领游击队在战斗中成长，从开始时的20多名队员发展到180多人，由长刀大矛换装为真枪实弹。那时，我16岁。1934年6月，家乡“扩红”，不满17岁的我带领100多名精悍的游击队员，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。

  长征中的“救命竹棍”

　1935年10月，我随部队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。红军长征之艰苦，且不说沿途无数次激烈战斗，就说“走路”，就触目惊心。

　在雪山上，狂风卷着积雪，积雪裹着沙石。当地民谣形容夹金山：“正二三，雪封山，鸟儿飞不过，神仙不敢攀。”但红军是一定要攀过去的。

　当时我虽然个子高大，但扛着机枪每前进一步都十分吃力。当时红军战士身上只穿单衣，记得当时自己脚上穿的是母亲送我参加革命时做的布袜子和草鞋，爬山非常费劲，出了汗在寒风里浑身冰冷，冻得牙齿打战。冰雪打湿衣裤，冻得硬邦邦的，走起路来哗哗作响。快到山顶时，空气稀薄，只听见大家艰难的喘息声。越到山顶风越大，突然一阵狂风袭来，把斗笠、蓑衣卷得呼呼直响，有的战士因饥寒极度乏力，被刮进山涧、深壑，永远长眠在雪窝里了。

　看着战友一个个离开，我心急如焚，想了很多怎么救他们的办法，我用一根棍子在雪山救了十几位战友的命，不止是我，大家当时都在想着如何互相帮助，共同克服困难，完成长征。

　然而，我觉得，竹棍救人最艰难的还是在草地中。因为，一般情况而言，雪山上救人只要有力气就行，而草地中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

　那时已经是第三次过草地了。笼罩在浓雾中的茫茫草地一眼望不到尽头。草丛中河沟交错，积水成洼，遍地是稀泥烂草，一股腐臭的气息四处弥漫。想起前两次过草地，简直是不堪回首。当目睹着一个又一个朝夕相处的战友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时，我痛苦万分。

　好在这一次是沿着上一次的路线行进，多少有点轻车熟路，这或多或少给了我一点安慰。草地中的天气关非常难过。白天还是烈日当空，晒得人皮焦肉灼，夜间往往狂风大作，时而卷来冰雹，冻得人嘴唇发紫。已经走了10多天了，本就不多的青稞早已吃完，沿途的野菜也被前面部队吃光。一天一夜没吃一粒米的战友身上还要背着三位伤员的行李。

　记得有一次，突然，前面不远处传来“救命”的呼喊声。凭前两次的经验，我知道，又有战友陷入了沼泽地。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，当时我马上来了个百米冲刺，全然不顾陷下去的危险。当看见一位与自己年纪相仿的战友在泥潭中痛苦挣扎时。我大喊着让他别动，然后用脚试探出一块较硬的草块，探出身子，又一次把右手上的那支“救命竹棍”伸向了那位战友。轻轻地，慢慢地，均匀地把所剩不多的力气输送到竹棍上，然后再缓慢地传递给那位战友。一厘米、二厘米、三厘米……半个小时之后，终于把这位战友给救了上来。红四方面军长征，大部分战士手中都有一支竹棍。这支竹棍不但能救自己，还能救战友，可了不得了。

　为什么我们最终能走完长征并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呢？这是因为坚定的信仰。没有信仰，红军将士何以能一次次超越人类生存的极限，跋山涉水，爬雪山，过草地，没有信仰的军队只能是乌合之众。红军将士懂得，我们的奋斗是为了推翻压迫百姓的剥削制度，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。所以在长征途中，大家上下同欲，生死与共，团结友爱，非常有凝聚力。

　上甘岭，我一生中最残酷的战役
 
　抗美援朝战争，我重点来说说上甘岭战役。上甘岭战役是我一生中最残酷的战役。战场炮火的密度创历史空前，弹药的消耗量也十分惊人。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向两个小小山头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。最多的一天高达30万发炮弹，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，每平方米的土地上要承受76枚炮弹。阵地表面工事被摧毁了，草木被打光了，山头的岩石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粉末。战场上空，昏天黑地，硝烟缭绕。随手抓一把沙土，就有一半是铁屑、弹壳。与此相联系的是兵员的伤亡，血肉横飞的场面司空见惯。 

　在惨烈的战役中，志愿军参战部队发扬了高度的团结战斗精神，表现了特殊的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。坑道作战是最艰苦的阶段，坑道里的条件恶劣到了极点。敌人对坑道进行封锁、轰炸、爆破、焚烧、堵塞，甚至向坑道里投掷毒气弹、硫磺弹。有的坑口被炸塌，有的被堵塞。坑道里缺粮、缺弹药，最要命的是缺氧、缺水。缺氧常使战士头脑发晕；缺水，战士只好喝尿，或者趴在坑道壁上舔石头上的潮气。志愿军战士全靠顽强的意志坚持着。尤其是伤员备受煎熬，有些时候，坑道里连一滴酒精，一卷绷带都没有，只好任凭伤口发炎、溃烂。为了不影响战友，伤员都自觉强忍剧痛，一声不吭，很多伤员都用嘴咬着床单，有的至死嘴里的床单都拿不下来。

　在上甘岭战役中，涌现出一大批惊天地、泣鬼神的视死如归的战斗英雄。1952年10月12日晚，当我得知配属自己指挥的29师87团9连战士邱少云在391高地执行潜伏任务，严守战场纪律被烈火烧身英勇牺牲时，我失声痛哭，其实他的身后就是一条小水沟，只要滚下去，身上的火就会被扑灭，但这样会暴露目标。为了大局，他宁愿牺牲自己。

　在战争中，我们所体现的“不怕牺牲，艰苦顽强，友爱团结，机智灵活”的战斗精神，尤其是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，的确使敌人大为震惊。烈火烧身而纹丝不动直至牺牲的有，以胸膛堵枪眼的有，抱着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有，用身体给战友当枪架的有，用身体当电话线的有，把生的希望无私地让给战友、把死的威胁坦然留给自己的也有。所有这些，是我们得以靠劣势装备胜优势装备之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  离休了，为人民服务不能停止
 
  自1933年参加革命，至今已是七十八个春秋。离休后，我做了一些社会公益事业。我觉得慈善事业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给了困难者，为政府排忧，为百姓解愁，对稳定社会、安定团结会起到重要作用。所以我会尽力，把我们的慈善事业干好。

  1998年夏秋之际，三江流域洪水成灾，看到这些，我很着急，马上响应慈善总会的号召，向灾区捐钱捐物。当我听说四川宣汉老家兴建铁路、拓宽公路、建设水电站和水库资金短缺时，觉得自己应该为家乡做点贡献。

 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，共产党员就应该时时把广大群众的幸福和疾苦放在心上，不仅自己要身体力行，还应该带动身边人一起做。人离休了，为人民服务不能停止啊。人不能为了钱活着，不能为了享受活着，那是要出问题的，曾经有不少大企业请我去当董事长、当顾问，我都婉言谢绝了。做董事长，我宁愿去机关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作革命传统报告，传播精神文明，为社会奉献余热。

 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90年的风雨历程，我觉得我们的党之所以有力量，就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。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，人民就支持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无敌于天下。党员无论做什么工作，都要提到为人民服务这个高度上来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，都要把人民的疾苦装在心里，共产党员不能没有信仰。（王理）